前 言

　　慶陽位于甘肅省東部、陜甘寧三省交匯處，因居隴山(即六盤山)以東，習稱“隴東”。慶陽有著悠遠厚重的歷史積淀、燦爛輝煌的文化底蘊，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近現代歷史上，慶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譜寫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篇章。慶陽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最早播下革命火種的地方之一。1927年，王孝錫、任鼎昌等革命先驅在寧縣太昌鎮創建甘肅第一個農村黨組織——中共分B寧支部，揭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慶陽革命斗爭的序幕。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慶陽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和西北紅軍的搖籃。大革命失敗后，遵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西北黨組織在陜甘邊界地區開展“兵運”活動，點燃了武裝斗爭的烽火。1930年10月，劉志丹領導著名的“太白起義”，打響了共產黨人在甘肅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邊區第一支工農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1931年10月，陜北游擊支隊與南梁游擊隊在華池縣林錦廟會師。1932年1月，按照陜西省委指示，會師部隊在正寧縣月明塬北柴橋子村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12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自此，有正規番號的西北紅軍正式誕生。1932年4月，陜甘游擊隊在正寧縣寺村塬組建赤衛軍和農民聯合會，建立紅色政權——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創建了包括甘肅正寧、寧縣和陜西旬邑部分地區的寺村塬革命根據地。寺村塬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陜甘邊地區的首次實踐，標志著陜甘邊根據地的誕生。1932年8月，在國民黨及地方軍閥勢力的大舉進攻下，游擊隊撤離寺村塬。1933年初，劉志丹、習仲勛等共產黨人又投人創建以耀縣照金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的斗爭。6月，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創建根據地遭敵重兵圍追堵截，幾乎全軍覆沒。在寺村塬、照金根據地相繼失守，陜甘邊革命斗爭和紅軍出現危急的關鍵時刻，劉志丹、習仲勛和陜甘邊黨組織力挽狂瀾，于8月召開陳家坡會議，統一了黨內思想，保存了革命力量。11月在合水包家寨召開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確定了以南梁為中心開辟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方略，使陜甘邊革命斗爭重新沿著正確方向發展。1934年4月，根據地軍民經過不屈不撓的艱苦斗爭，粉碎了國民黨對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根據地快速發展到陜甘邊界十幾個縣的廣大地區。11月，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正式的工農民主政權——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荔園堡正式成立，標志著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反映出陜甘邊黨與紅軍逐步成熟與壯大，在西北革命斗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之后，根據地各縣區相繼建立紅色政權。

　　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實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大力發展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和各項社會事業，使根據地進入蓬勃發展時期。1935年2月，國民黨政府調集陜甘寧豫晉5省軍閥4萬余兵力向陜甘邊、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陜甘邊主力紅軍與陜北紅軍聯合作戰，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圍巢”斗爭，成功粉碎了國民黨的“圍剿”，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包括陜甘兩省20多個縣、范圍擴大到北起神府、南至淳耀、西接環江、東臨黃河的廣大區域、人口超過100萬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是八路軍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

　　1935年8月底至10月中旬，長征中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紅一方面軍先后落腳陜甘根據地。1936年5月，紅軍西征重返隴東，首戰取得曲子戰斗的重大勝利。在隨后兩個月時間里，西征紅軍開辟了陜甘寧邊界縱橫200多公里的新蘇區，為迎接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創造了條件。6月，中共陜甘寧省委、省政府從吳起鎮劉家渠遷至環縣河連灣。11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在環縣境內發起了著名的山城堡戰役，重創國民黨胡宗南部隊，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在陜甘邊區消滅紅軍的陰謀。山城堡戰役是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結束長征的最后一戰，也是結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后一戰，有力促進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點。12月，西安事變爆發，駐扎在陜甘寧邊境定邊、環縣、鹽池一帶的紅軍主力途經慶陽，南下馳援張學良、楊虎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紅軍各部又回師北上，紅一軍團駐防正寧、寧縣一帶，紅十五軍團駐守慶陽驛馬關，劉伯承等率領的援西軍駐防鎮原，紅軍中央教導師進駐慶陽城和環縣。1937年8月，除留守部隊外，駐守慶陽的紅軍各部分別被編人八路軍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師，相繼開赴抗日前線。

　　抗日戰爭時期，隴東根據地是陜甘寧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抗戰穩固的后方基地，又是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試驗區。面對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對隴東根據地發動的顛覆和蠶食活動，隴東軍民在黨中央和邊區黨政軍的領導下，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堅決斗爭，取得了反對兩次“隴東磨擦事件”的勝利，鞏固了陜甘寧邊區的西南大門，保衛了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安全，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隴東根據地模范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積極進行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設，開展精兵簡政、減租減息、擁軍優屬、互助合作、整頓“三風”等各項工作，培育了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成為全國最文明、最進步的地區之一。在隴東最早試行的“三三制”政權建設模式，是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建設上的一大創舉，為陜甘寧邊區和新中國政權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在隴東誕生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為解放區的司法工作樹起一面旗幟，對新中國的司法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劉巧兒”原型——華池縣溫臺鄉女青年封芝琴反對包辦婚姻、追求婚姻自主幸福的事跡改編的電影評劇《劉巧兒》，推動了我國第一部《婚姻法》的宣傳普及，影響了新中國幾代婦女的婚姻觀念，極大地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在隴東這片革命沃土上誕生的《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繡金匾》《軍民大生產》三首紅色經典民歌廣泛流傳，唱響中華大地。在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隴東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成為陜甘寧邊區重要物資供應基地，享有“隴東糧倉”美譽，受到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贊揚。大生產運動中，隴東根據地涌現出一大批生產英雄和勞動模范。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對領導大生產卓有功績的黨政軍干部給予隆重獎勵，關中分區黨委書記習仲勛，隴東地委書記馬文瑞、分區專員馬錫五，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華池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李培福被授予勞動模范稱號，毛澤東分別為他們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聯系群眾”、“一刻也不離開群眾”、“忠心耿耿，為黨為國”、“面向群眾”。華池縣城壕村被評為大生產模范村，張振財、孫萬福等分別被評為特等和甲等勞動英雄。

　　解放戰爭時期，隴東解放區既是邊區保衛戰的重要戰場，也是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戰略物資保障基地。1947年春，國民黨胡宗南、馬步芳部共25萬軍隊大舉進攻陜甘寧邊區。隴東軍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敵后游擊戰爭，配合西北野戰軍進行了“迎王戰役”、西華池戰役、隴東戰役等重大戰役和戰斗，粉碎了國民黨的重點進攻，收復了大部分失地。隴東人民響應黨中央“一切為了前線勝利”的號召，積極參軍參戰，開展戰勤服務，組成浩浩蕩蕩的擔架隊、運輸隊跟隨西北野戰軍轉戰數千里，譜寫了戰斗打到哪里支前隊伍就跟到哪里的英雄壯歌，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4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向全國進軍。隴東地方部隊配合解放軍主力橫掃殘敵，經過浴血奮戰，至7月底迎來了慶陽全境解放，慶陽的歷史從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慶陽各族人民從此邁上了建設新中國的偉大征程。

　　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慶陽人民培育和凝結了以艱苦奮斗、面向群眾、不怕犧牲、開拓創新等為主要內容的慶陽老區精神和以堅定信念、顧全大局、實事求是、自強不息、執政為民等為主要內容的南梁精神，共同構筑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魂，在革命戰爭年代產生了重要的力量，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今天，它們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永遠是慶陽人民寶貴的政治優勢和強大的精神支柱，是不斷取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勝利的不竭動力源泉。

　　《中國共產黨慶陽歷史》(第一卷)編著工作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實事求是的修史原則，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新時期黨關于歷史問題的指導方針為準繩，力求客觀真實、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慶陽地方黨的組織創建、發展和壯大的全過程，準確記錄黨領導慶陽人民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光榮革命歷程，總結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成功經驗，闡述慶陽革命斗爭歷史在黨的偉大歷史中的地位作用，頌揚老一輩革命家和為民族解放事業英勇獻身的革命先烈們的英雄業績、偉大精神和崇高品質。這部書的出版，能夠為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和中小學生學習地方黨史提供內容豐富、史料詳實、觀點鮮明的教材，為深化黨史研究、總結黨的執政經驗、弘揚黨的艱苦奮斗精神、繼承和發揚光榮革命傳統起到積極的作用，必將更好地服務和推動慶陽老區經濟社會轉型跨越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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