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黨在隴東的組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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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中共隴東特委和隴東統戰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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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了維護和鞏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進一步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在邊區實行普選的議會民主制度，促進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轉變。陜甘寧邊區各級工農蘇維埃政權改為抗日民主政權，并接受國民政府的指導。

隴東統戰區是陜甘寧邊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的過渡地區，黨專門成立了隴東特委領導這一地區的工作。隴東特委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且一度受到王明右傾錯誤影響，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很快糾正了錯誤，為發動群眾、宣傳黨的政策、鞏固邊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一、中共隴東特委的成立及沿革

1937年7月，為了加強對隴東國民黨統治區黨的領導工作，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隴東特委，機關駐慶陽縣城，袁國平任書記，李鐵輪任組織部長，任質斌任宣傳部長，黃歐東任秘書長。隴東特委的主要職責是統一領導慶陽、合水、鎮原、寧縣、固原五個縣委和驛馬關、西峰兩個工委的工作，黨的基層組織在隴東特委的領導下逐漸增加，黨員隊伍迅速壯大。1937年8月，為了加強平涼、涇川、崇信、隆德、華亭、莊浪等地黨的工作，中共隴東特委決定將鎮原縣委改為中心縣委，對外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29師留守處”。9月，又改為“八路軍129師辦事處”，陳仁麒任書記，王水平任副書記。同年12月，驛馬關工委撤銷，所屬黨組織并人西峰工委。到1937年底，隴東特委領導的黨的基層組織迅速發展，黨員由原來的500余名增加到2900多名。1938年春，隴東特委改屬陜甘寧邊區黨委領導，袁國平調離后，李鐵輪任書記，黃歐東任副書記兼秘書長，陳仁麒任組織部部長，段德彰任統戰部部長，吳鐵鳴任宣傳部部長。與此同時，中共隴東特委決定任質斌以中共隴東特委常委身份兼任鎮原中心縣委書記，負責指導平涼、涇川、華亭等縣黨的工作，并成立了中共平涇工作委員會，就近開展黨在平涼的工作。7月，中共隴東特委決定成立中共平涼市委，張可夫任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趙守一任宣傳部部長。平涼市委隸屬于中共鎮原中心縣委領導。至此，中共隴東特委主要領導上述五縣二委及平涼地區黨的地下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隴東地區的統一領導，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黨委根據形勢的新變化，決定將隴東特委與負責領導隴東根據地的慶環分區黨委合并，馬文瑞擔任書記，使統戰區的工作和邊區的工作統一起來。第二次隴東事變后，為適應隴東抗日根據地建設和發展的新形勢，遏制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的倒行逆施，鞏固和發展隴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局面，保衛陜甘寧邊區的西南大門，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另行組建隴東分區。1940年4月，隴東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在慶陽縣城成立，陜甘寧邊區黨委隨即建立隴東分區特委會(簡稱隴東分委)。陜甘寧邊區政府作出決定，將慶環分區并人隴東分區，慶環分區黨委隨之并人隴東分區特委會，組成新的中共隴東分委，馬文瑞、段德彰先后擔任書記。邊區黨委十分重視隴東黨的工作，加強了隴東分委的領導班子，在原慶環分區黨委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八五旅王維舟、耿飚、甘渭漢為分委常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隴東分委隸屬于西北局，下轄環縣、曲子、華池、慶陽、合水、鎮原6個縣委及寧縣、平東兩個工委。

二、隴東統戰區的形成和對敵斗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之后，隴東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地區。一種是華池、曲子以及合水、環縣、新正、新寧等部分地區的老革命根據地，這類地區不僅建立有蘇維埃政權，而且大部分地區進行了土地革命。另一種是統戰區。統戰區又有兩類不同的情況，一類是由紅軍西征時收復的蘇區和新解放地區，這類地區大多建有蘇維埃政權，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另一類是西安事變后由國民黨統治區轉變為統戰區的地區，這類地區仍然存在著國民黨的地方政權和地方保安部隊，也有黨的地方組織、八路軍駐軍和共產黨領導的群眾抗日團體，而且一些抗日救國會已實際掌握和行使當地政權。這兩類地區交錯存在，使隴東地區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因此，國共雙方共管和雙重政權并存，是隴東統戰區最基本的特征。隴東統戰區的形成是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的結果，它擴大了黨在隴東的活動范圍，壯大了抗日力量，有利于隴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

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兩黨能較好地合作抗日，隴東統戰區國共雙方基本相安無事，抗日救國運動蓬勃發展。但是隨著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國共雙方在抗戰路線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銳，在隴東統戰區國共雙方的矛盾日趨凸顯和激烈。國民黨甘肅省政府派員到屬于隴東統戰區的慶陽、合水、鎮原、寧縣、正寧等縣任職，由在西峰設立的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管轄，并擴充地方保安團隊，實行編組保甲管制。1938年冬，又在屬于邊區管轄的環縣甜水堡設立國民黨環縣縣政府。此外，國民黨還增加了駐隴東的軍事力量。至1939年11月，全區共駐扎6個保安大隊、19個中隊、1個騎兵隊、1個迫擊炮分隊。同時國民黨第一六五師、九十七師等部隊先后駐防隴東慶陽、西峰、鎮原、寧縣等地。

在隴東統戰區，國民黨隴東地方政權逐漸開始阻撓和壓制群眾的抗日救亡活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和八路軍開展的民運工作進行種種限制和刁難。國民黨隴東地方政權還支持和唆使屬邊區政府管轄的環縣、華池、新正等地地主勢力反攻倒算，強迫農民退還已分配的土地、房屋，繼續償還已廢除的債務；在未進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和阻撓減租減息政策，增加糧款捐稅，加重人民負擔。黨的各級組織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政府，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行為，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黨加強對群眾抗日救亡團體的領導，開展抗日救國運動，把形式上是群眾團體的抗日救國會，逐步發展成為具有人民政權性質的機構；并按照1938年5月發布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布告》，從既成事實出發，重新收回地主奪去的土地、房屋和強收的租債等，退還給農民；在未進行土地改革的地區，有步驟地進行減租減息，實行群眾合理負擔，實行“二五”減租，打擊地主勢力的復辟活動。同時積極支持群眾開展反對國民黨政府征收苛捐雜稅、加重人民負擔的斗爭，保護人民的利益。

三、糾正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

1938年夏季，由于受到黨內王明右傾投降錯誤的影響，隴東統戰區的工作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失。在“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指導下，中共隴東特委在具體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斗爭，放棄了獨立自主原則，一些黨組織和群眾團體被破壞，黨的隊伍也受到削弱。如：把抗日救國會改為抗敵后援會，把抗日自衛軍改為自衛隊，并且要群眾團體不得抓壞人、查禁賭博等等，也不得干涉政府工作，還取消了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等組織。這些做法實際上是向國民黨頑固派示弱，縱容其恣意妄為。面對這種情況，不少干部情緒消沉，感到革命沒有前途，許多群眾失去信心。隴東統戰區的形勢很快逆轉，國民黨頑固派的氣焰囂張起來，他們在慶陽辦了《新隴東報》，謾罵和攻擊中國共產黨。他們還通過區長、聯保主任、保甲長恐嚇群眾和積極分子，限制抗日救國會的活動，并通過兵役人員抓壯丁當兵，妄圖搞垮抗日自衛軍。在環縣、曲子等根據地，有的地主反攻倒算，收回已經分配的土地財產，有的地方反共勢力抬頭，而黨的組織卻不敢公開領導群眾進行堅決斗爭，造成了消極影響。

1938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陜甘寧邊區黨委派王若飛到隴東檢查工作，糾正在王明右傾錯誤影響下的錯誤做法。慶環分區黨委及時召開擴大會議，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參加分區黨委擴大會議的有分區黨委委員、各縣縣委書記以及八路軍駐隴東部隊的領導干部王維舟、耿飚、謝扶民等。王若飛在會上強調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既要堅持統一戰線，又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不能遷就國民黨。會議著重批判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提出在統戰區積極地、主動地開展民運工作，鞏固慶陽、合水等地的民運團體，普及群眾工作在區鄉的斗爭策略，推動黨在隴東的各項工作迅速發展。會后，隴東各級黨組織正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在統戰區恢復和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眾組織，積極開展抗日民眾運動。隴東黨的組織得到鞏固并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四、中共隴東特委在隴東統戰區的工作

中共隴東特委成立后，主要完成了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在八路軍駐防的統戰區，組織群眾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爭取民主，改善民生，發展獨立自主的民運工作，建立、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把隴東統戰區發展成為民主、進步的抗日根據地；另一方面是向友區(即非八路軍駐防的鄰近地區)進行統戰工作，擴大抗日救亡運動，宣傳黨的主張，建立和發展黨的秘密組織，把黨的影響擴大到全隴東地區。”抗戰初期，中共隴東特委對外稱“陜甘寧邊區政府駐隴東辦事處”，各縣委的領導機關以八路軍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的名義出現，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隴東特委書記袁國平以教導師師長和陜甘寧邊區政府駐隴東辦事處主任的名義公開活動，積極開展國民黨上層公職人員的統戰工作，并在國民黨召開的群眾大會上作公開演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各縣委的領導干部也以民運會或抗日救國會的名義和國民黨縣區官吏直接打交道，減少了民運發展的阻力。1937年9月國共合作宣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公布后，特委及時發出《中共隴東特委給國民黨部的公開信》，協商共同領導隴東各縣抗日民眾運動的問題。同時，特委還利用一切可能在國民黨部隊中進行統戰工作。1938年春，甘軍新11旅(劉玉堂部)開赴抗日前線路過慶陽時，由抗敵后援會出面，對他們進行支援慰問，宣傳黨的抗日主張。該軍有不少原紅西路軍被俘戰士逃跑出來想回到革命部隊，經特委做工作說服他們又回去，這做法不僅對抗日友軍起了鞏固作用，也給友軍留下了良好印象。甘肅地下黨員張友生與該軍秘密黨組織聯系，熱情接待并鼓勵他們在前線為黨工作。

第二，放手發動群眾，積極開展除奸反霸斗爭。隴東特委發動群眾揭發和斗爭了慶陽城內“八大家”(大地主)的首戶馮翊清的罪行，并將其懲辦，伸張了革命正義，打擊了反動勢力，對地主士紳也起了分化作用。此后，一部分地主持中立態度，一部分表現得比較開明，支持民眾運動。與此同時，隴東特委還支持群眾反對苛捐雜稅，實行合理負擔，并對群眾進行有組織的領導。經過斗爭，一般以國民黨政府作出讓步達成協議而告終。在此基礎上，隴東特委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把群眾組織起來，參加抗日救國會，動員群眾踴躍參軍支援抗戰，同時爭取民主、改善民生，在基層鄉鎮大多實現了保甲長的民選，開始實行“二五”減租。

第三，加強黨的建設。到1937年下半年，隴東特委下轄的慶陽、合水、驛馬關、鎮原、固原等縣委領導下的地區，普遍建立了支部和區委組織，絕大多數村都有支部、黨小組或者有個別黨員，空白點很少。為了開展白區黨的秘密工作，隴東特委在平涼也建立起黨的支部，并準備向西蘭公路一線發展黨組織，該支部曾介紹幾個中學生到抗大學習，取得了一些成績。1938年夏，隴東特委遵照中央的指示，以張國燾叛變逃跑為教訓，進行了以反對思想麻痹、提高警惕性為內容的黨員干部隊伍教育工作。

第四，大力進行宣傳教育，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為了使人民群眾充分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擴大政治影響，隴東特委大力進行宣傳教育工作。隴東特委創辦了《慶陽人民》(后改為《百姓的話》，開始為油印，后改為石印)報，不僅受到廣大群眾歡迎，在國民黨軍政團體中也有影響。該報宣傳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刊登的有關時事新聞、八路軍勝利等消息，無不深人人心，家喻戶曉。為了發展新陣地，打開新局面，特委還派遣一些同志去平涼開書店，銷售合法的進步書刊，接近和爭取進步青年。特委在新安旅行團到隴東演出時，熱情接待，具體幫助，進一步擴大了抗日救亡運動和統一戰線的宣傳工作。

總之，這一時期，中共隴東特委抓住當時國共合作抗戰的良好時機，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統一戰線、民眾運動、黨的建設、宣傳工作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較好成績。1937年冬，特委書記袁國平去中央匯報工作，得到了中央的重視。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說：“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系上的無原則傾向(遷就傾向)，重新開展了群眾斗爭。在隴東，情況和西安大體相同。”

在統戰區公開活動的是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會(有的地方稱抗敵后援會)，主要工作是“教育群眾，團結各個愛國階層和民主人士，一致做好抗日后援工作。它在縣委的領導下，統一管理著農會、工會、青年救國會、婦女聯合會、民眾自衛軍、民眾教育館、商人救國會、民眾糾紛調解委員會等”。在黨沒有建立政權的統戰區，抗日救國會很好地發揮了地方政權的作用。各地抗日救國會的成立，為黨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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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慶環分區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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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后，隴東地區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分屬于慶環分區和關中分區(今慶陽地區的環縣、華池屬于慶環分區管轄)。這一時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由普選產生的，做了許多有益于民眾的工作，深得群眾的擁護。

一、慶環分區的成立及沿革

1937年秋，陜甘寧邊區政府撤銷了陜甘寧省委和省政府，將其所轄地區分別劃歸三邊分區和慶環分區管轄，同時成立了慶環分區黨委和慶環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機關設在曲子。新成立的慶環分區黨委隸屬陜甘寧邊區黨委領導，負責隴東革命根據地黨的工作。馬文瑞任中共慶環分區黨委書記，李景膺任組織部部長，李生華任宣傳部部長，李瑞山任青年部部長，孫君一任秘書長。馬錫五任慶環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王世泰任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專署下設機構有民政、財政、教育、糧食、法律等處。慶環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成立初期，管轄華池、環縣、曲子、固北、定邊、定環(同年10月撤銷)等縣。

1937年10月，慶環分區黨委在曲子召開第一次分區黨代會，總結了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的工作經驗，研究部署了征糧工作和領導抗戰工作，決定在慶環分區各縣進行抗日民主政權的選舉工作。會后，慶環分區黨委為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極其復雜和艱苦的環境下，大力發展黨的組織，促進了黨員隊伍的迅速壯大，到1937年底，慶環分區黨員人數由2000多名增加到3000多名。

1938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對慶環分區行政區劃做了調整，定邊劃歸三邊分區，同時撤銷固北縣。慶環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行政區劃變為曲子、環縣、華池3個縣。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邊區黨委根據形勢的新變化，對隴東黨的組織作了適當調整，決定隴東特委并入慶環分區黨委，組成新的慶環分區黨委，仍由馬文瑞擔任書記。慶環分區黨委統戰部仍以陜甘寧邊區政府駐隴東辦事處的名義駐慶陽縣城，領導原隴東特委所屬統戰區黨的工作。

1940年8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慶環分區與隴東分區合并，原慶環分區各縣統一受隴東專署直接管轄，慶環分區隨后撤銷。新成立的隴東分區機關設在慶陽，專員王維舟，副專員馬錫五；公署由秘書室、民政處、財政處、教育處、經建處、糧食處、保安處等機構組成，并先后設立了邊區銀行隴東分行、隴東貿易分局、貿易分公司、稅務分局、隴東法庭和郵電局等涉及金融、貿易、郵政、法律等各個領域的管理機構。下轄慶陽、合水、鎮原、環縣、華池、曲子6個縣抗日民主政府。隨著隴東分區的成立和兩分區的合并，以慶陽為中心的隴東抗日政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

二、慶環分區第一次普選運動

1937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召開行政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等法規。《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規定：“各級議會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各級行政長官、鄉長、區長、縣長、邊區主席由各級議會選舉”，“各級政府直接對各級議會負責”，“選民對所選代表認為不稱職的，得隨時撤回改選之”。根據上述原則，《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進一步規定：“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無記名的選舉制，保證實現徹底的民主。”關于選舉資格規定，除漢奸、法院判決剝奪公民權者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在陜甘寧邊區區域的人民，在選舉之日年滿十六歲，無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些規定體現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性質，恢復了地主、富農、紳士和資本家的公民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各擁護抗日的黨派都有競選和參政的自由，從法律上確定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這兩個文件的頒布，為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轉變奠定了法律基礎，由此，陜甘寧邊區普選的議會民主制度初步確立。根據《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的規定以及為了實現由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從1937年7月開始，陜甘寧邊區開展了鄉級的選舉工作。

為了做好這次選舉工作，陜甘寧邊區黨委指出“這次選舉從本身講，是由工農民主轉到一般民主，由寶塔式的選舉轉到直接選舉。政權形式也是由蘇維埃轉到民主共和的形式。”可以看出，一方面通過選舉要實現根據地的政權由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的過渡；一方面，通過選舉加強黨在各級政權的領導作用，并通過選舉把各階層群眾動員起來。

在慶環分區，1937年9月開始普選，共選出鄉人民代表3332人(除華池外)，候補代表811人；鄉一級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區正式議員1511人，候補議員132人；縣正式議員363人，候補議員92人；區、縣召開議會，選出邊區正式議員40人，候補議員15人。在普選的基礎上，慶環分區各縣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1937年10月，環縣在洪德河連灣召開第一屆議會，選舉成立環縣抗日民主政府，劉昌漢當選為縣議會議長，選舉產生了由楊玉亭、陳玉山、宋飛等11名委員組成的環縣抗日民主政府，楊玉亭任縣長，縣政府設有秘書室、民政、財政、教育、建設、保安6個科和司法裁判處、稅務局、合作聯社等工作機構。環縣抗日民主政府開始下轄環城、洪德、虎洞、山城、耿灣、馬坊原6個區公署，后經過調整合并，1940年2月，甜水區收復后，歸環縣政府管轄。

1937年10月，曲子縣第一屆議會在曲子縣紙坊溝召開，選舉產生了曲子縣抗日民主政府，蘇耀亮當選為縣議會議長，慶環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馬錫五當選為縣長(兼)。曲子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與慶環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合署辦公，慶環分區各科長兼任縣政府各科長。曲子縣先后管轄八珠、曲子、天子、木缽、合道、土橋、馬嶺、三岔8個區公署及1942年1月成立的曲子市(區級市)政府。

1937年10月，固北縣第一屆參議會召開，選舉產生了固北縣抗日民主政府，閻志尊當選為縣長，縣政府設有秘書室、民政、財政、教育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處等6個工作機構，下轄毛井、車道、廟耳掌3個區公署。1938年4月固北縣撤銷后，其轄區并人環縣。

1937年11月，華池縣第一屆參議會在大溝門召開，李湖當選為縣議會議長，會議選舉成立了華池縣抗日民主政府，李培福當選為縣長，逯月喜為副縣長。縣政府設有秘書室、民政、財政、教育、建設、糧食、保安科和裁判處等8個工作機構。縣政府機關初駐溫臺大溝門，后遷至悅樂鎮。華池縣抗日民主政府最初管轄白馬、林鎮、柔遠、溫臺、悅樂、元城、吳旗、水泛、白豹9等個行政區。1940年6月，邊區政府批準成立二三邊分區吳旗縣，將華池縣所轄吳旗、水泛兩區劃歸吳旗縣管轄。

1937年的選舉運動，使黨領導的原陜甘邊蘇區各縣順利完成了由蘇維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轉變。而隴東三縣的普選工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邊區具體實踐的成功范例。

三、環縣、曲子、華池等“老三縣”在抗戰初期的工作

陜甘邊蘇區各縣完成由蘇維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轉變后，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較大成績，展示了邊區政府的新面貌。

環縣在制度建設和民主建設上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在制度建設方面，到1938年11月，各項會議制度、巡視檢查制度、報告制度都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民主建設方面，1938年6、7月問，改選和調換了群眾不信任、工作有問題的鄉長9人，9月又改選了2個區長。經過9月份的宣傳，從10月開始，環縣召開了復選會和鄉代表會。此外，環縣還對干部進行了審查和教育，處罰了一些錯誤嚴重的干部，其他干部經過教育，均有所進步和提高。

華池縣在工作中堅決貫徹了民主制度。在選舉過程中，真正體現了無階級、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許多無黨派人士當選為鄉議員和鄉長，甚至地主和富農也有被選為鄉縣議員的。從1937年到1940年，縣、鄉議會均開過兩次，鄉級議員及鄉政府委員改選及調整過兩次。在每次會議上，縣、鄉政府均向人民代表作了工作報告，歡迎大會的批評和指示。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政府還問計于鄉村群眾大會。如征收救國公糧、羊毛稅、發展牛羊、開荒計劃等大小事情，都會在人民代表會議里討論，甚至牛馬吃田等群眾爭執，也是經過聽取群眾的意見來解決。各級干部的優良作風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肯定。上至縣政府，下至鄉長，都是穿著粗布衣，背著棉背包，靠雙腿翻山過洼，工作中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耕地種菜、看牛、養豬、喂雞是政府的日常生活。一般來說，老百姓的生活要比政府工作人員好得多，老百姓感慨地說：“自古以來常說升官發財，八路軍是升官不發財。”

曲子縣在工作中調整了各階級的利益。一方面對土地革命時期群眾已得的土地，政府負責保障；另一方面對沒地耕種的農民，實行減租減息等辦法，使“耕者有其田”。一方面對未開墾的荒地，發動群眾開荒，3年不交租金；另一方面保護富有者現有財產的所有權。曲子縣將以前百貨銷售的稅收完全取消，使外面的商人陸續來到曲子經營，繁榮了當地經濟。在實施民主制度方面，曲子縣各級政府機關實現了平民化；人民熱烈參加選舉，鄉村問題取決于鄉參議會和村民大會。政府保證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和居住的自由。截至1941年，共有767人參加了工人組織，3357人參加了青年組織，5484人參加了婦聯組織。

“老三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在初創時期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沒有經驗，也存在著工作責任不明確，干部素質參差不齊，工作方法簡單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民主政權建設。這些問題在第二次普選之后基本都得到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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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關中分區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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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決定將原由陜西省委領導的關中特區劃歸陜甘寧邊區領導，關中特區改為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關中分區地處橋山山脈南端，北與陜甘寧邊區相連，東、西、南三面同國民黨統治區接壤。所轄赤水、淳耀、新正、新寧4縣和雙龍中心區，分屬陜西旬邑、淳化、耀縣、同官(今銅川市王益區、印臺區)、宜君、黃陵和甘肅正寧、寧縣各一部分，總面積7000多平方公里，為一北寬南窄、狹長的囊形地帶，是守衛陜甘寧邊區和黨中央的南大門。

一、關中分區的成立

1937年10月，關中分區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大會決定：將關中特區改為關中分區；將關中特區委員會改為關中分區委員會，習仲勛任書記，分區機關駐新正縣馬家堡(1941年遷至馬欄鎮)；將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改為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霍維德任專員；將關中特區司令部改為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張仲良任司令員。關中分區委員會隸屬陜甘寧邊區黨委領導，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歸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隸屬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和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領導。關中分區下轄新正、新寧、淳耀、赤水4縣和淳化、旬邑八路軍辦事處。1937年底，關中分區所轄各縣經過民主選舉，產生了各級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蘇維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轉變。這一時期，關中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順利發展的環境中，對外與鄰縣友方都建立了良好的統一戰線關系，設立工作機構，大量開展友區群眾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對內則消滅了任雨霖、茍鴻運、夏老幺等股匪，安定了關中社會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設的基礎。

為適應新的形勢，擔當起組織團結全分區黨員群眾迎接更為艱巨復雜的斗爭任務，關中分區于1939年9月在旬邑縣職田鎮上墻村召開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關中分區成立以來的工作，并討論決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下，堅決貫徹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和策略。大會選舉產生了由習仲勛、張仲良、郭炳坤、張鳳岐等13名委員組成的中共關中分區第二屆委員會，習仲勛再次當選為關中分區委員會書記。

這一時期，關中分區各級黨組織認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靈活多樣地開展統戰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少數頑固分子，使統戰關系遍及國統區國民黨黨政軍機構和地方紳士、知識分子、商人、哥老會及其他社會組織。

為適應戰爭需要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抗戰要求，結成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中分區委員會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中“大量地，十倍地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把發展黨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戰中新的知識分子與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上”的指示，積極而謹慎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學生中和戰士中吸收了一批黨員，使分區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為了正確貫徹黨的全面抗戰的方針政策，維護關中分區民主政權和各項工作的有序開展，關中分區黨委書記習仲勛對周邊地區國民黨武裝的統戰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親自與正寧縣民團王大牙、寺村民團蕭恩多、彬縣民團李仰之、旬邑縣民團郭相堂、太峪鎮民團文干卿、寧縣民團龐銘勝、同官民團夏玉山等民團頭目多次通信或談話，進行宣傳、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勢下，這些民團頭目除少數頑固分子外，都對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減少了邊區的壓力。旬邑縣駐職田鎮民團頭目馬宏德在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和習仲勛的多方爭取下，給關中分區送來長短槍25支，裝備了分區部隊。國民黨駐武家堡保安團一個班長扛著一挺機槍投奔關中分區，習仲勛親自同他談話，并勉勵說：“這樣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這是為中華民族做好事。”

同時，關中分區委員會還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安排一些知名地方人士、社會賢達，發揮他們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作用。此間先后將赤水縣的士紳景玉田安排到縣政府任財政科長，新正縣老中醫張

治平、旬邑縣的肖芝葆被聘為關中分區參議員。關中分區委員會領導經常深入各個村落，走家串戶，調查了解社會現狀和群眾情緒，深入細致做抗日宣傳工作。一次，習仲勛同關中分區委員會秘書長楊再泉到另外一個村莊看望群眾，當他得知該村有位叫穆潤身的在國民黨軍隊任職時，便主動到穆家登門造訪。他誠懇地對穆的父親說：“國共兩黨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時就一筆勾銷了，你兒子在國民黨任職，我們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只要我們一致對外，共同抗日，我們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兒子回家，我們還歡迎他，也保證他來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難，我們也盡量幫助。”一席話使這位老人深為感動，表示一定要為抗日出力。

二、新寧縣在抗日戰爭初期的工作

1937年2月，國民黨寧縣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政權進行了劃界談判，沿龐家川、黑莊子、馬家崖一線，以東屬蘇區新寧縣管轄，以西屬國民黨政府管轄。1937年9月，新寧縣在下齊家召開第一屆議會(當時稱為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寧縣抗日民主政府，穆天祥當選為縣長(未到職，由陳含玉代理)。縣政府下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處等6個工作機構，轄九峴、金村、湘樂3個行政區，14個鄉。1940年先后成立了盤克區和宇村區。

1937年8月，新寧的宮河、早勝黨支部相繼成立，周富選、趙國英分別任支部書記，有黨員16人(宮河10人，早勝6人)。黨支部直屬駐軍政治部領導。當時，地下黨組織主要以抗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配合部隊發動群眾捐獻錢物，支援抗戰；舉辦戒煙所，教育煙民禁食毒品；并了解國民黨駐軍及其活動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政治主張。在駐軍和地下黨組織的宣傳鼓動下，許多鄉村的佃戶、長工紛紛起來與當地土豪劣紳作斗爭，使一些大地主不得不作妥協讓步。1937年12月，隴東特委決定，在寧縣統戰區成立中共寧縣縣委。縣委書記馮治國，組織部部長萬成章，青年干事龔福清。縣委駐地在寧縣縣城。當時，寧縣縣城駐有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七。團第一營，縣委就和軍隊住在一起。由于當時剛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所以，縣委的活動基本上是半公開的，縣委負責人對外都有合法身份。馮治國是以陜甘寧邊區政府隴東辦事處駐寧縣代表的名義到寧縣的，萬成章等是以三八五旅民運部的名義做工作的，龔福清以干部子弟名義送到寧縣城關小學掃盲班上學，實際是在學校做青年學生的工作。縣委下轄宮河(現屬正寧)、早勝、南義井三個區委，300多個黨員。馮治國等人利用合法身份，在國民黨上層人士里面做工作，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政策，發展統戰對象。1938年7月，隴東特委根據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撤銷寧縣縣委。寧縣白區地下黨的工作移交中共新寧縣委統戰部，所轄基層黨組織仍有3個區委：宮河、早勝、南義井(一個時期內曾與南義井區委失掉聯系)，以后又接收了平子區委。當時，國共磨擦尚不明顯，基層區委、支部還能經常開會，了解情況，上通下達，防奸除特，并配合三八五旅七七。團做了大量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使全縣黨員發展很快。到1939年初，黨員人數增加到近600人。但是，由于在發展過程巾審查不細，教育不嚴，有一部分黨員質量較差。

1939年3月，上級黨委決定，將寧縣白區地下黨的工作移交慶環分區黨委。4月，中共慶環分區黨委又決定，成立中共寧縣工作委員會，并委派了組成人員。主要負責人3名：工委書記楊應志(又名楊宣武)，宣傳部部長張彥博，組織部部長李正良。工委駐地在寧縣城，與三八五旅普備七團一營住在一起。工委下轄宮河、早勝、平子、南義井、西區、城關6個區委。早勝區有早勝、中村、院子3個支部，60多名黨員；城關區有城關、連追(今春榮)兩個支部，60多名黨員；南義井區有南義井、寨溝、肖咀、什社4個支部，80多名黨員；西區有和盛、太昌、新莊3個支部，50多名黨員；宮河區有宮河、北極兩個支部，80多名黨員。縣工委與區委秘密接頭，單線聯系，區委與區委、支部與支部沒有橫向聯系，上下級彼此來往化裝成小商販或趕集賣柴草的，通報情況，聯系工作。

寧縣磨擦事件后，黨員人數由原來的500多人猛然下降到不足300人，此后又有所減少。中共隴東特委決定對寧縣工委領導成員適當調整。次年2月，工委書記楊應志調回，由劉國升(又名劉輝)任工委書記，王作義任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仍為李正良，不脫產委員劉永康，通訊員王文學，還有一名管理員兼炊事員。工委機關設在湘樂付家山一座古廟中，掩護名稱為“隴東救亡書店”。工委下轄平子、早勝、宮河、和盛4個區委，每區約有黨員30人左右，共有一百二三十人。縣工委與我方駐軍緊密團結，積極與敵人開展斗爭。1941年，國民黨在寧縣搞社訓，有的黨員裝扮成賣柴草的、說書的、算命的，進城了解國民黨機關內部情報。1941年11月，寧縣工委領導成員再次調整：李正良任工委書記，組織部部長劉永康，宣傳部部長田生發，工委委員王培宵、董虎山。工委駐地遷至西華池。

三、新正縣在抗日戰爭初期的工作

1937年2月，國民黨正寧縣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地方政權進行了劃界談判，劃定了正寧縣與新正縣的界限，雙方以東起五畔、半川，西南至西溝、上南坡頭為界限，西北屬國民黨政府管轄，東南屬蘇區政府管轄。1937年7月，新正縣在民主普選的基礎上，在陽坡頭召開第一屆議會(當時稱為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正縣抗日民主政府，左懷玉當選為縣長。縣政府與關中分區專員公署合署辦公，專署的各個科就是縣政府的各個科。1941年7月與關中分區專員公署分署辦公，下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科及保安科、武裝科、裁判處7個工作機構，縣政府駐陽坡頭。新正縣轄湫頭、三嘉、長舌頭、湫坡頭、底廟5個行政區。1940年3月，湫坡頭、底廟兩個區被國民黨軍隊占領。同年7月，新正縣又建立了馬欄區。

1937年7月，新正縣委駐地由峴子村遷至車家溝，同年12月，遷至湫頭鎮。1938年5月，縣委駐地再遷至馬家堡。縣委轄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軍事部、青年部、婦女部6個工作機構，另轄5個區委。1938年7月，關中分區黨委撤銷新正縣委，新正縣5個區委歸關中分區黨委直接領導。1938年8月，關中分區黨委設中共新正_丁委，田潤芝任書記，駐地仍然在馬家堡，新正縣5個區委隸屬新正工委。

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后，新正縣人民對民主的要求和對建立人民政權的熱忱被極大地激發出來。而抗日民主政權內民意機關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進，學習、檢查、報告等制度的建立，干部的培養和深造，官僚作風的克服，都極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新正縣還取消了24種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稅制，并減低稅率，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

四、中共關中地委的成立

1942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精兵簡政的精神，關中分區警備第一旅與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合并為警一旅關中警備司令部。警一旅旅長兼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文年生，政治委員張德生、副司令員汪峰、王近山、楊拯民，副政治委員晏福生、徐立清。同月，西北局根據中共中央“加強黨的領導、提高工作效率、節省人力物力”的指示精神，決定將中共陜西省委與中共關中分區委員會合并為中共關中地委。

1943年1月，中共關中地委正式成立，由常委張德生(地委書記)、汪鋒(統戰部長)、張仲良(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文年生(警一旅旅長兼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和委員張中(地委秘書長)、惠慶琪(組織部長)、晏福生(警備司令部副政委)、張鵬圖(副專員)、杜平、牛書申組成。地委下設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統一領導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和陜西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地委機關仍駐馬欄鎮。

這一時期，關中分區黨政軍機關及學校全部遷駐馬欄鎮，相繼成立了保安處、八一劇團。同時，為加強馬欄根據地的基礎建設，結合大生產運動，在關中地委的領導下，黨政軍群齊動員，在馬欄相繼建成了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廠和倉庫。修械廠主要是為紅軍和游擊隊修理、制造槍械和彈藥。他們研制的“麻辮手榴彈”威力強大，在多次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2年至1944年關中分區還組織軍民在馬欄修建了大禮堂、小會議室、工字房和馬欄七孔石橋。馬欄由此成為關中分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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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黨在慶陽領導的武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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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黨在慶陽地區領導的武裝力量主要有八路軍三八五旅和地方保安部隊。三八五旅駐防慶陽正值八年抗戰的艱苦時期，內外部環境惡劣，生活物資匱乏。面對困境，三八五旅不畏艱難困苦，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動廣大官兵、團結各階層群眾，積極改善生活條件，大力發展地方革命武裝，肅清邊區匪患，遏制了日本侵略者西渡黃河的企圖，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和軍事磨擦，保證了邊區的生產自給，保衛了陜甘寧邊區西南大門，經受了磨練和考驗，為全國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黨領導的地方保安部隊積極配合八路軍正規部隊，為保衛邊區、維護治安，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的成立與三八五旅進駐慶陽

為了保衛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的安全，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從三個主力師中留下部分兵力留守陜甘寧邊區，成立留守處。南京國民政府任命蕭勁光為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留守處設在延安。八路軍留守處對內改稱留守兵團，蕭勁光擔任司令員兼政委。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決定八路軍后方留守處成立東西兩個地區留守處，“以神府、靖邊、安定、志丹、膚施、甘泉、鄖縣、洛川等縣劃為東地區留守處，以陳伯鈞為主任，陳先瑞副之，駐洛川；以定、鹽、環縣、慶(陽)合(水)、正寧、旬邑、淳(化)縣等縣劃為西地區留守處，以王宏坤為主任，王維州(舟)副之，駐防正寧。”①12月，留守兵團頒布命令，實行新的編制序列，將留守部隊改為8個警備團，加上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屬七七。團、富甘獨立營和綏德警備區，共約1.5萬人。留守兵團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邊區，肅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鞏固與擴大留守部隊”，“建設正規化部隊，提高戰斗力，加強戰斗準備，培養與積蓄干部”。

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1937年10月，王宏坤、王維舟率領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屬七七。團駐防在西地區留守處。三八五旅原為紅四方面軍第十二師，改編為留守部隊后到慶陽換防(這里原來駐守的是中國工農紅軍教導師)，旅部及直屬隊進駐慶陽縣城北關田家城附近，附屬機關住在附近。七七。團(團長張才干)團部駐防驛馬關，一營營部駐寧縣城，各連分駐寧縣城和正寧縣城；二營隨團部駐驛馬關、赤城一帶；三營駐鎮原縣城。除了八路軍主力部隊外，還有地方部隊警備二團和警備七團。警備二團是由延安警備部隊派出并加入三八五旅建制作為預備隊組建的，團長周求保；警備七團是由紅軍教導師和環縣、曲子、華池等縣的保安隊合并改編的，團長袁淵，分別駐防慶陽、環縣。1938年夏，警備七團改為隸屬三八五旅，駐合水、寧縣等地；1940年春，警備二團亦歸屬三八五旅，駐環縣、曲子等地。

二、三八五旅在慶陽的主要工作

三八五旅在慶陽發動群眾，團結抗日。三八五旅駐防慶陽之前，紅軍教導師曾在這里駐防。三八五旅接防后，一邊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動員一切抗日力量團結抗日，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邊成立宣傳隊、影戲團，發動群眾，傳播抗日思想，堅持同國民黨頑固派破壞邊區、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做不懈斗爭。

為了搞好抗日宣傳工作，三八五旅成立了民運指導科，具體指導民眾的抗日運動。民運科的同志深入群眾，訪貧問苦，采取多種措施，照顧生活困難群眾。他們出面和地主交涉，買回土地，分給農民，號召老百姓抗捐抗稅，反對高利貸，要求地主減租減息，減輕了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困難，緩和了地主同農民的矛盾，推動了當地的農業生產，廣大民眾參加抗日的積極性進一步高漲。為了動員一切抗日力量，三八五旅模范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因勢利導，幫助地方建立抗日自衛隊，開展各種抗日活動。部隊首長還主動給地主、土豪、紳士贈送進步書刊，鼓勵他們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經過教育爭取，一部分地主、紳士開始覺悟，主動減租減息，募捐物資，為抗日救國做貢獻。到1940年普選時，許多黨外民主人士被選進各級抗日民主政府任職。

當時，駐守隴東的國民黨頑固派口頭講抗日、講團結，卻常常蓄意制造磨擦事件，挑起雙方爭端。駐西峰鎮的國民黨專員公署，經常向駐地派遣特務，組織國民軍訓練，同抗日自衛隊分庭抗禮，在慶陽組織了一支對付抗日自衛隊的“壯丁隊”，每當民運科組織自衛軍訓練或集會，“壯丁隊”就攻擊其“擾亂社會治安”、“破壞抗日”，甚至帶上“壯丁隊”沖進會場搗亂、示威。面對“壯丁隊”的破壞，三八五旅民運科積極和國民黨政府交涉，并給予必要的還擊。

為了同國民黨反動派頑固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進一步喚起廣大民眾的抗日斗志，三八五旅更加注重文藝宣傳工作。三八五旅初到慶陽時，由于國民黨的苛捐雜稅和地主“八大家”的殘酷剝削，慶陽廣大農民的生活極其貧苦，反抗剝削和抗日救國的意識還很淡薄。面對這一情況，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著手成立了三八五旅文藝宣傳隊，把宣傳工作視為與敵人斗爭的武器，自己動手制作燈光、道具、服裝、布景、化妝顏料等演出必需品，利用軍民集會、重大節日、鄉間廟會、下基層慰問駐軍等機會，采取話劇、歌劇、舞蹈、秧歌、講演、快板、皮影等形式，為駐地軍民演出以宣傳抗戰為主旋律的文藝節目。有一次在慶陽西門外廟會上，國民黨縣黨部派人演出一些麻痹人民抗日斗志的劇目。宣傳隊隊長何德慶立即帶領宣傳隊員趕去進行抗日宣傳。他們針鋒相對，宣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國抗戰形勢，演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保衛祖國》等救亡歌曲，很快把一部分觀眾吸引過來。在與敵面對面的斗爭中，不僅鍛煉了每一個宣傳隊員，而且加強了他們與白區人民的思想感情。駐防慶陽8年問，三八五旅文藝宣傳隊排練演出了話劇《逃難曲》《反抗》《抗日去》《送郎上前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歌劇《松花江九一八》，歌舞《工人舞》《農民舞》《兒童舞》《紀念列寧》《面包舞》《東渡黃河》，歌曲《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救亡進行曲》《打回老家去》《我們是抗日先鋒》等，宣傳了黨的團結抗日方針和農村減租減息政策，發動群眾起來抗捐抗稅、反對高利貸，動員群眾發展生產、繳糧支前、鋤奸防特、破除封建迷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八五旅在慶陽親民愛民，樹立典范。三八五旅留駐慶陽期間，全體指戰員自覺遵守群眾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盡量減輕群眾負擔。旅團首長身先士卒，帶領干部戰士苦干實干，自行解決駐防期間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同時，關心照顧當地群眾，解決他們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建立了深厚的軍民魚水情誼。

由于國民黨西安當局供給的軍餉和物資猶如杯水車薪，隨后又純粹停止供應，致使全旅官兵的吃飯問題成為影響邊防守衛和軍事訓練的一件大事。為此，全旅干部戰士自己開荒種田，種菜養畜，開辦磨坊、油坊、豆腐坊、粉坊等作坊，僅一年時間，就從根本上改善了部隊的生活條件。為了改變當地軍巨捕病沒處治療的狀況，1939年9月，三八五旅在慶陽馬祖廟組建野戰醫院(系三八五旅衛生部下屬單位，人員由旅衛生部部分人員與原中央紅軍教導師醫院人員合并而成)。當時醫院器械就幾把鑷子，藥品只有十幾種，僅有醫務人員十余人，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他們自己調配膏藥、泡制中藥，推廣西醫，熱情為當地大批貧苦農民和軍烈屬病人免費治病。既為部隊指戰員提供了服務，也為當地群眾患者解除了病痛，受到了廣大群眾的交口稱贊，給隴東人民留下了一個個難忘的印象。

旅長王維舟在隴東駐防的八年中，時刻要求部隊遵守群眾紀律，公買公賣，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擁政愛民，做到軍民一家。對于人民群眾的疾苦，王維舟更是時刻放在心上，關心如同親人，他專門從延安請來醫生給當地一老太太治療甲狀腺腫大疾病，為挖“白板土”充饑的民兵史華的妻子發救濟錢糧和衣服，并給背柴人讓路，被隴東人民譽為“王善人”。

三八五旅留守隴東期間，旅部直屬機關先后幫助群眾收麥達1.8萬多人次，鋤草達3000多人次；義務為群眾治愈病人達1000余人；自運糧、炭，給群眾節省人工、畜力各21626個。戰士們還經常給群眾挑水、掃院、打圍墻、修房子。三八五旅對慶陽民眾的深厚情誼，彰顯了人民軍隊人民愛，人民軍隊愛人民的宗旨，給隴東人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三、隴東根據地的保安部隊

1937年9月，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分散在各地的游擊隊、獨立營、警衛隊進行集中整編，成立保安部隊，陜甘寧邊區設保安司令部，高崗任司令員兼政委，周興任副司令員，譚希林任參謀長。邊區保安部隊組織上受邊區黨委和留守兵團領導。

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隸屬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駐曲子鎮，下轄曲子、環縣、華池、固北、定環、鹽池、定邊中心縣的保安隊和第五保安大隊(1937年9月建立，1938年3月改為獨立第五營，1940年8月隸屬隴東保安司令部，1941年1月編入警備二團)、騎兵營(1937年9月建立)、教導營(1937年9月建立)、警衛隊 (1937年9月建立)。1938年，三邊分區成立后，鹽池、定邊劃歸三邊分區，4月，固北縣隨之撤銷。之后，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只管轄環縣、曲子、華池3個保安大隊，黎林、王世泰、吳岱峰先后任司令員，馬文瑞任政委。

1940年1月，陜甘寧邊區黨委、政府和八路軍留守兵團決定成立隴東特區軍政委員會，管理慶環、隴東兩分區的軍政問題。8月，慶環分區與隴東分區合并為隴東分區，原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改為隴東分區保安司令部，機關駐慶陽，下轄合水、慶陽、曲子、鎮原、環縣、華池6個保安大隊，吳岱峰任司令員，馬文瑞兼政委，白壽康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1年1月，隴東分區保安司令部并人三八五旅，以三八五旅為主組建隴東軍分區，管理慶陽、合水、鎮原、曲子、環縣、華池6縣地方武裝，王維舟任司令員，馬文瑞任政委(后為甘渭漢)，耿飚任副司令員(后為陳伯鈞)，甘渭漢任副政委(后為方強)，耿飚任參謀長(后為劉隨春)。當時，隴東軍分區轄隴東獨立營(營長馬福吉)、隴東分區警衛隊(隊長王福貴，指導員孫世英)、回民騎兵團(團長馬思義，參謀長楊靜仁)。1945年11月隴東軍分區改為隴東警備區。

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10月，張仲良任司令員，習仲勛兼政委，下轄3個保安大隊。次年6月，奉邊區保安司令部命令，第一、第二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一、第二營，不久兩個獨立營與第三保安大隊合編為關中保安第三團。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在延安設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統一指揮陜甘寧邊區、晉綏邊區部隊，賀龍任司令員，徐向前、肖勁光任副司令員，關向應任政委，高崗、林楓、譚政任副政委，張經武任參謀長，譚政兼政治部主任，傅鐘、甘泗琪任政治部副主任。聯防軍司令部成立后，將陜甘寧邊區劃分為隴東、關中、延屬、綏德、三邊5個警備區。12月，關中警備司令部與關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關中警備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員，張德生任政委，汪鋒、王近山、楊拯民任副司令員，晏福生、徐立清任副政委。關中保安第三團改為警備三團，關中警備司令部下轄警備一、二、三團。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地還建立了縣級軍事指揮系統。抗戰初期，中共慶陽各縣委員會成立了軍事部，作為各縣軍事的主管部門，1937年7月至12月，合水、鎮原、環縣、曲子、定環、固北等縣委先后成立了軍事部。關中分區新正、新寧兩縣也成立了相應的軍事機構。縣級武裝力量除了保安大隊外，主要是自衛軍、武工隊、游擊大隊等。

隴東的保安部隊在協助八路軍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維持地方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林伯渠在第二屆參議會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邊區的保安部隊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保安隊是從過去的游擊隊發展起來的，它是邊區的子弟兵團，是在地方生了根的。它的特點，是富有地方性，長期艱苦斗爭的鍛煉，使它慣于分散行動……它配合了正規兵團保衛了河防，肅清了邊區境內打家劫舍具有強大背景的土匪，鏟除了他們在邊區地界上的支點，如趙老五的甜水堡子，張廷芝的閻家寨子，使邊區秩序獲得了安全。”

四、隴東分區自衛軍的組建

自衛軍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赤衛軍的基礎上改編而成，分基干自衛軍和普通自衛軍。1937年8月25日，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作出《關于改造赤衛軍的決定》，指出：“為了適應抗戰環境與民主制度，赤衛軍改名為抗日自衛軍，它是半軍事性質的群眾武裝組織，它是保衛邊區的武裝力量，它是抗日的后備軍，這是自衛軍目前階段的性質。”為了便于集合起見，自衛軍的編制一般以地理上接近為原則，按照班、排、連組織隊伍。婦女單獨編制，以便利工作和訓練。自衛軍以營為最高組織，直接歸當地政府管理軍事的人員指揮與領導。根據陜甘寧邊區黨委的決定，赤衛軍相繼改編為自衛軍，截至1938年底，陜甘寧邊區自衛軍人數發展到14.5萬余人，其中基干自衛隊有2.18萬人，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指揮系統”。

按照陜甘寧邊區黨委的統一部署，隴東根據地各縣相繼將赤衛軍改編為自衛軍或重新成立自衛軍，建立起比較完備的自衛軍領導與指揮系統。1937年10月，慶陽縣成立了民眾抗日自衛軍大隊，王興有任大隊長，萬成章任副大隊長，其骨干力量是慶城中隊，下轄4個分隊，共100余人，同時各鄉、區都建立了自衛隊。1937年12月，新正縣、寧縣分別已有自衛軍2430名、1963名。1940年2月，慶陽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原民眾抗日自衛軍的基礎上，建立了慶陽縣抗日自衛軍大隊，縣長朱開銓兼任大隊長，區建立了自衛營，鄉建立了自衛連。至1942年，慶陽縣自衛軍得到快速發展，全縣有普通自衛軍25個連，2510人，基干自衛軍12個連，845人。至1944年，環縣基干自衛軍有39個排，89個班，898人；普通自衛軍45個連，76個排，215個班，2。740人。華池全縣編制基干自衛軍5個連，15個排，41個班，共486人。普通自衛軍32個連，71個排，196個班，2969人。華池縣自衛軍組建較早，實行以“區組營，鄉組連，行政村組排班”的模式組建，發展較快，至1946年，共有自衛軍2938名，其中普通自衛軍34個連，74個排，197個班，共2557名；基干自衛軍5個連，18個排，35個班，共381名。1937年，紅軍援西軍到達鎮原后，解放了鎮原三岔、馬渠、方山等地，同年夏三岔區開始組建自衛軍1個營，300余人；8月，馬渠組建自衛軍1個連，30多人，年底發展到90多人；1939年春，平泉、新城、中原3鎮組建了自衛隊，隊員66人；1940年3月，鎮原全縣自衛軍改編為1個營，各鄉設立了自衛隊。合水縣自衛軍建立于1937年9月，普通和基干自衛軍被編為5個營，37個連，3053人，有長矛2197支，大刀146把，鳥銃160支。1940年2月，自衛軍大隊改編為人民武裝大隊。新寧縣的民兵源于1942年成立的九峴井兒原游擊隊，有指戰員23人，裝備手槍2支，長槍17支。到1944年已經發展到有基干民兵791人，編為25個排，81個班，有快槍、土槍78支，馬刀55把，長矛594桿。

自衛軍因不時補充保安隊或參軍，編制和人數不穩定。據統計，到1942年，隴東分區共有自衛軍、少先隊14900人，其中基干自衛軍4600人，普通自衛軍7400人，少先隊2900多人。自衛軍設20個營75個連，少先隊分14個大隊69個中隊。

抗戰時期，自衛軍是邊區鄉村基層社會的武裝保衛力量，是在抗日根據地的特殊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是不脫離生產的民眾武裝，拿起武器是兵，放下武器是民。隴東根據地的自衛軍和民兵組織，在發展根據地生產和建設、打擊土匪武裝、維持地方社會秩序和保衛根據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林伯渠所言：“自衛軍的普遍建立，使得邊區處處成為打擊敵人的堡壘。”

五、回民騎兵團的成立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時屬甘肅省的海原、固原(今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海原縣、固原縣)地區的回民組織了3次大規模武裝起義。1941年6月，第三次武裝起義失敗后，馬思義等率起義軍余部200余人突破重圍，進人陜甘寧邊區的環縣廟兒掌。環縣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對起義軍的到來表示歡迎，安排他們暫駐磚城子。馬思義等三位起義軍代表在環縣受到環縣黨政領導和八路軍警備二團的熱情招待。在慶陽，隴東軍分區司令員王維舟、隴東特委統戰部領導設宴招待了他們，并詳細詢問了起義經過和當時的狀況。在征求馬思義等代表的意見后決定：進入邊區的起義人員仍用原建制，不另整編，給養按照八路軍標準由隴東軍分區供給。

馬思義等在慶陽期間，尾隨的國民黨軍隊不時侵入邊區，偷襲起義軍駐地磚城子，為了保護這支起義隊伍，隴東軍分區讓其移駐苦水掌，不久又移駐離國民黨統治區較遠、條件較好的合水縣上柳溝，并在各方面給以幫助和照顧。起義軍駐扎上柳溝后不久，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帶領來隴東進行慰問演出的延安歌舞團去為他們演出，中共中央還派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從延安專程趕來看望，并贈送“浩氣長存”四字錦旗，鼓勵他們的斗爭精神。

1941年7月，為了把這支回民軍隊改造為抗日軍隊，邊區黨政組織特意安排馬思義、馬智寬等4位代表到延安參觀學習，同時派鮮維俊代表邊區回協到隴東慰問他們。馬思義、馬智寬等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領導的熱烈歡迎。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先后接見了他們，向他們宣講了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表示一定支持和幫助回族人民爭得自由和解放，并保證不編散起義隊伍。同時，在延安參觀期間，經邊區聯防司令部和馬思義等人商討，將起義部隊改編為回民抗日騎兵團，下轄3個連，馬思義為團長，直屬聯防軍司令部，由駐防隴東的三八五旅代管，西北局派楊靜仁為黨代表(對外稱政治教官)。但由于起義部隊成分復雜和起義軍的家屬仍滯留西海固，1942年1月，回民騎兵團計劃返回西海固地區，再次組織起義。經隴東地委統戰部建議，回民騎兵團將老人和小孩留下，在曲子成立留守處。起義軍離開邊區后，再次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剿”，1942年初，馬思義等率領剩余的30余騎返回邊區苦水掌。隴東軍分區及時派人接應，給予安慰，安排他們回駐合水縣蒿咀蒲。1942年秋，回民騎兵團的人馬陸續回歸，增加到80余人，重新編為1個連，仍保留原來番號，駐防合水太白開荒生產。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和尊重這支不足百人的回民武裝，為了將回民騎兵團徹底改造為人民軍隊，“對他們進行了多方面的培養教育：調馬思義、周尚義、馬希杰等十余人到抗大和民族學院學習；在起義軍中向戰士進行抗日救國教育、民族政策教育、新民主主義革命教育以及宗教政策和自然科學的教育”。通過耐心教育和各方關懷，“使這支隊伍干部和戰士的政治覺悟有很大提高，開始接受黨的領導”。后來，馬思義、周尚義等起義領導人還加人了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回民騎兵團開赴延安，八路軍陜甘寧邊區聯防軍司令員蕭勁光接見了全體指戰員，并代表中共中央和邊區聯防軍司令部正式給回民騎兵團頒發委任狀，任命馬思義為團長，楊靜仁為參謀長，部隊編為1個連。

1943年，回民騎兵團返回慶陽，仍駐防太白，開展大生產運動，開荒2000余畝，實現了糧、油、菜、肉和馬草的自給。中共中央和慶陽黨政軍十分重視回民騎兵團，在各方面給予支持和幫助。這支隊伍的成長，集中體現了黨的民族政策，對實踐和宣傳黨的宗教政策，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影響。